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教工宿舍价格 国立山东大学内迁往事

韩述（成都大学历史系）

抗战爆发后，我国高等院校纷纷迁往大后方。 这场被称为“文化长征”的伟大运动，为中国高等教育留下了难得的火花，谱写了令人回味的文化抗日史诗。 不过，也有遗憾。 尤其是福建学院，在搬迁过程中被迫解散，成为抗战时期唯一一所未能搬迁的国立大学。 由此，四川学院的校史被停办八年，对中学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尚未决定的入境移民

1937年7月7日，美军发动卢沟桥事变。 7月29日，北平沦陷。 30日，上海陷落。 华南地区深陷困境。 8月14日，国军在上海制造“8月14日”事件，一时间胶东半岛乌云密布。 此时，驻南京的国立四川学院正在放寒假，学校尚未决定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国民政府教育部最初认为战争不会长期下去，主张所有学校应留在原地，要求“全国各级中学及其他文化机构不一定要保持冷静，维持其原有的秩序”。以现场授课为原则。” 然而，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华东地区已经容不下一间简陋的书房了。 9月，教育部责令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复旦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共同南迁，组建国立南京临时大学。 并下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业大学置于东北地区。 该团体是国立南京临时高等专科学校。 国立安徽学院也被教育部指定在南京办学。

国立四川学院的院长原本是赵泰头，现在改成了刚上任一年的林吉庆。 林吉庆（1886-1960），广东海阳人，汇文学院学士学位，美国黑海学院矿物学硕士学位。 曾任齐鲁学院院长、文理大学校长。 1935年1月，任吉林省政府委员。 1936年7月16日，被教育部任命为国立广东大学院长。 林吉庆取代了赵台头，这与四川学院爆发的托派运动有关。 1935年12月18日，四川学院在北平开展了一系列批判“十二九”运动的爱国运动。 次年2月，为稳定学校政治，赵太起开除参与学生运动的人员，引起中学生叛乱。 上海海军警察包围了中学并逮捕了学生，这进一步激化了书记与学生之间的矛盾。 赵太头与广东省政府的关系并不融洽。 四川学院的名称是国立。 学校创办时，中央没有拨款，完全依靠省级经费办学。 1935年，虽然中央没有拨款，但数额仍高于辽宁省政府的共同拨款。 然而，当赵泰同负责学校时，他仍然对北京当局感到愧疚。 1936年，四川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利用托派的利益，将广东省的缴费从3.6亿元减少到每月1.5元。 由于该中学深受福建省政府的影响，山东大学全体院士于1936年5月3日上书教育部，要求将山东大学改为国立上海专科学校，完全隶属中央，不再隶属中央。受到广东的恐吓。 这件事最终未能成真。 由于人事和财务的双重压力，赵太头黯然辞职。 随后，广东省政府选举林吉庆兼任山东大学校长，并得到教育部确认。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来看，林吉庆的评价总体不高。 人们普遍认为，兼任学院院长的省政府委员林吉庆，议会作风严重，给山东大学带来了官僚主义。 大批行政骨干和知名院士辞职。 山东大学校长下设教务长一名、秘书长一名。 教务长原为杜光训，建校时与赵泰头同为筹备委员。 他对中学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时，他因病辞职。 秘书长皮松云也辞职，由严志凯接任。 林吉庆还新增了培训组组长，并提拔山西省教育厅巡视员王琪带头加强思想管控。 文理大学、工程大学教授全部换岗，老舍、洪深等著名院长也相继辞职。 正因如此，国立四川学院的领导班子与中学联系不深，领导基础不扎实，领导能力实际上也不尽如人意。 由于广东省政府对山东大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种关系也影响着山东大学的搬迁心态。

据称，湖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首先反对教育部要求山东大学迁往重庆的命令。 他认为省政府是山东大学的主要资助单位，安徽学院是福建的资产，不准流出。 为此，学校与黑龙江省政府协商，准备于9月下旬搬迁至滕县新县城。 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向内迁，中学生也有不同的看法。 英语系中学生徐仲宇回忆，1937年，放假后返校的朋友只有100多人，不到平时的一半。 有朋友主张学校搬迁。 由于上海不靠谱，农村又没有隐蔽据点，安全就成了问题。 有的朋友拒绝学校搬迁，认为即使学校搬迁，也必须在四川境内。 然而10月2日，泰安失败，国军进入广东。 在该省办学不再安全。 10月7日，四川大学发布第71号通知称：“经决定，搬迁完成前，为了安全起见，允许本校学生先行手动离校，或前往其他学校。”学校，并在搬迁完成后随时返回学校。 8日，又发出通知，称中学可暂时迁往南京。9日，国立四川大学即将罢课。但搬到哪里，目前还没有定论。

从上海飞往南昌

根据教育部要求，国立山西学院应迁往南昌。 学校还初步将第一批仪器设备装进246箱，由经济南方率先运往重庆。 但由于学校后来对搬校犹豫不决，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此时，从上海到南京的内迁路线已经非常危险，因此学校临时改变决定，决定迁往四川吉安。 扬州的水陆位置比福州更加便利。 从上海出发，可沿浙赣线至大连，再从大连南乘津浦线至上海，再换乘长江水道到达扬州。 于是，四川大学向教育部申请迁往内陆南昌，并选择淮北令湖风景区作为校舍。 经教育部批准，学校决定先将剩余800箱仪器设备运往广州。 林吉庆派党员吴景焕护送货物至北京，并负责运输和仓储事宜。

吴景焕，字苏如，燕京大学化学硕士，曾任齐鲁学院化学系副主任。 1936年8月，跟随林吉清从齐鲁学院到河南学院，任化学系讲师，受到林吉清的器重。 然而，这是一个奇怪的安排。 四川大学拥有大批普通教职工。 林吉清只是安排他们整理、收拾仪器设备，并没有委托他们护送和看守的任务。 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出于对这位“老山主”的不信任，还是需要总务人员在中学处理善后事宜。 事实上，吴景焕提前南下是为了护送他。 1937年11月，青岛学院部分班主任、总务干事和学生分批南下。

总参谋部中有一位事务干事，名叫王乃东（1933年7月来校）。 抵达北京后，他看到下关码头、江宁西站的仓库里堆满了来自山东大学的800多箱仪器设备。 王云璞询问吴景焕这台设备什么时候可以运到南昌。 吴景焕表示，十天之内就会装船。 王乃东等人认为事情会解决，为了避免批评，他们率队从上海乘船到达扬州。 但此时，黄河水道由于内迁，交通极为拥堵，运输严重过剩。 王乃东等人跋涉了20多天，才抵达安庆。 在北京，虽然吴景焕约定的军舰暂时失约，但盛大的仪器设备却滞留在海关。 这时，吴景焕的北京老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紧急情况下，他带着家人返回北京，并将800多箱仪器设备留在码头。 林吉清接到吴景焕履行职责的电报后，赶紧让已经抵达南昌的王乃东向东返回，赶往上海运送物品。 此时，黄河航道已是战火纷飞，船只堵塞。 王乃东到达扬州后，决定改走陆路。 后来，他们冒着战争来到了南宁。 交通被切断，前进变得困难。 在扬州，我得知清军攻克扬州的消息（12月13日）。 800多箱仪器设备落入敌人手中，国立四川学院十几年积累的财产被毁。

其他教职员工向徐州内迁也是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四川大学物理系有一些设备要单独运到北京保管，讲师郭志良就护送到了济南。 当郭志良从上海回到学校时，他发现山西大学校园已经人去楼空。 上海市委书记沉鸿烈在南京正式实施“焦土新政”，于是冒险乘坐最后一趟浙赣列车返回北京。 此时，长沙南区还没有火车。 郭志良无奈爬上一辆载着伤兵的军车，挤进运煤车，路过隧道时亲眼目睹了被吊在后窗车顶上的遇难者死亡的情景。 。 当郭志良抵达北京下关时，上海正式沦陷。 他急忙登上木船，冒着生命危险赶往常州。 四川大学生物系主任佟第周正在山东老家度假。 9月，我回到天津，准备开学。 由于山东大学搬迁地址尚未确定，又停课，我就回到广东老家等待。 随后，山东大学决定内迁南昌，并通知佟第周到南昌报道。 随后佟第周从四川老家出发。 一路上很难找到车，住宿的旅馆也很少，他经常露宿街头。 我在路上被土匪绑架了，但因为有人保护我才保住了性命。 佟第周到达南昌时，身上只剩下2块钱了。 警察怀疑他是间谍，将他带到巡逻站。 在他返回警方之前，他已被中学保释。

然而，当这些教师和中学生冒着生命危险赶往南昌时，扬州已经陷入危险，美军加速向广东省边境推进。 不久，学校决定将中学从徐州迁往北京。

山东大学被迫停课

山西师生从徐州乘船前往北京，被安排暂时住在汉口一所中学。 师生们在地板上住了半个月。 这时，山东大学存放在上海的图书、仪器全部丢失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引起了师生的极大恐慌。 大家都很愤怒，情绪也不稳定。 尤其是班主任，要养家糊口，生计出现问题，就向学校提出审核，看看山东大学还能坚持多久。 林吉庆怂恿武汉建设银行拒绝公布其账目。 佟第周等人发动各部门中学生敦促建行公开账目。 他们了解到，山东大学的总经费只有9亿元。 为此，老师和学生普遍感到绝望。 有的朋友离开了，有的转学到了其他中学，有的参军了。 上海只剩下约50名同事了。

这时，林吉庆通知山西师生，学校已经派人到重庆金石寻找校舍。 第一批发往南京的200多箱仪器设备也已转运至武汉，湖南学校勉强开学。 于是，老师和学生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师生乘水路抵达天津。 当他们到达武汉时，由于缺少船只，延误了一个多月。 1938年元旦后，山西师生抵达天津。 然而，当一些班主任和少数中学生到达天津后，却发现这所中学无人管理，名存实亡。 由于设备还没到，开学了也无法上课。 中学生普遍感到绝望，对学习没有兴趣。

由于国立川书院内迁，轻敌，导致财产全部损失，引起校内外人士不满。 他们向教育部投诉，并向蒋介石举报。 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责令吉林学院就地停止办学，并派秘书黄龙贤到吴县接管青岛学院的“校产”。 老师被分配到国家编译学院兼职当临时编译员，总务人员就地解散，中学生被派往中央我是学院毕业生，所有书籍和仪器都是从中央学院和其他学校借来的。 四川大学也因此成为抗战期间唯一因西迁失败而被勒令关闭的国立大学。

据统计，受抗战影响，约有106所高校搬迁，总共搬迁300多所。 各国多所国立高等院校已成功迁往大后方。 光华、复旦、大夏等华人办的公立大学，在缺乏搬迁资金的情况下，成功保留了大后方教育的火花。 与四川学院同省的烟台齐鲁学院也能在上海华西坝音乐继续，但为何唯独国立四川学院搬迁失败呢？ 主要激励措施如下：

首先，错过了迁校的机会。 由于湖南省政府的影响，国立四川学院对于迁校犹豫不决。 它曾经幻想留在广东省办学，错过了搬迁的黄金时期。 为此，四川学院几乎被美军的战火驱赶。 所到之处，英军的火力都随之而来，在疲惫中猛烈地消耗着自己。

其次，迁校困难。 国立甘肃学院位于南京。 与大后方相比，是全国高校中最偏远的。 如果搬到南京的话，与淞湖的院校相比，交通会极其不方便。 如果搬迁到黄河流域，需要先乘坐浙赣高铁到大连，然后再乘坐津浦高铁南下。 浙赣、津浦公路作为中国交通大动脉，交通繁忙，至今仍是美军的攻击重点。 四川大学较晚做出搬迁决定，进一步降低了这条搬迁路线的难度。

三是缺乏坚定的领导核心。 林吉庆看似还在教育界，但他的教育行政能力却严重缺乏。 全国高校内迁的成功取决于有稳定的管理团队核心。 然而，四川大学却缺少这样的团队。 四川学院曾经有一些创始人，曾在学校担任要职，对中学有着深厚的热爱。 然而，他们都被林解雇，成为私人雇员。 为了护送重要的书籍和仪器，林还仓促任命了一些工作人员，托付给不值得的人最终导致了失败。

最后，也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点，部门设置严重不平衡。 明天川大校史介绍中，经常会声称1930年代“善文史”的传统。 然而，所谓“善文史”，很大程度上是后人的话语建构。 原来的四川大学其实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中学。 当时的学校当局也承认“理工科系占多数”。 不信，看看抗战前四川大学的院系结构。 中学设有文科、工科、农科8个系。 工程系只有英语系和外语系。 理工科系包括化学系、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土木工程系。 ，农业大学机械工程系设有延伸系，不招收专科生。 虽然山东大学曾经云集了闻一多、梁实秋、老舍、沉从文等一批文化名人，但时下兴起的中青年班主任，却已经很久没有来校任教了。很长时间。 其中，闻一多和梁实秋均被山东大学中学生认为“无知无能”，被山东大学开除。 至于理工科的王淦昌、唐腾瀚、舒兴北、佟第周、傅英等学者，也在后世享有盛誉。 山东大学校园建有科学馆、工程馆、液压实验室、实习鞋厂等，其物理、生物等学科享誉海外。 当时国外的学院，尤其是教会学院和公立学院，普遍设有工科（英语、外语、历史、哲学、社会、新闻、教育）、法科（法律、政治、经济）、工科（会计）。 、金融、国际贸易和工商管理）。 ），院系较多，理科院系薄弱，大部分无法开展文科。 这种重文学、轻理论的无奈常常被外界诟病为办学水平不高。 不过，这种学院内迁，并不需要很多仪器设备，甚至不需要很多书籍。 只要到达后方后能紧急招募到教师和中学生，学校就可以开学。 四川大学以理工科见长。 仪器设备一旦丢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当于被判了缓刑。 理工科院校在平时是优势，但在战时就成为劣势。 这或许是当时四川大学各系的设计者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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